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系统地发表了他关于怎样坚持抗战、怎样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相对而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显得比较“孤立”，其原因是什么呢？
01
王明的抗日主张与毛泽东明显不同
1937年11月29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和康生、陈云乘苏联运输机经迪化（今称乌鲁木齐）回到延安。由于王明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听取王明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讨论抗战形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会议于12月9日召开，12月14日结束。
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凯丰(何克全)、刘少奇、项英、张国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伯渠列席了会议。政治局委员朱德、任弼时在山西抗日前线，王稼祥在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邓发在迪化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故而他们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接着由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首先讲的是怎样实现党的策略问题，接下来讲到了四个月以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主要论述统一战线即国共关系问题。王明说，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
对于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问题，王明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将来看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
抗战爆发之后，毛泽东曾提出中国存在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一条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并且认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王明并不认同毛泽东关于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的观点，认为不要使用“片面抗战”这样的提法，以免刺激国民党。
从王明上述发言可以看出，他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关于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毛泽东有明显的不同。王明的很多主张，很大程度不是来自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而是来自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而共产国际所代表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利益。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战，主要还是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让蒋介石能够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认为中共必须迁就和服从国民党。
02
唯有毛泽东作了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
在听取张闻天的报告和王明的发言后，会议进行讨论，“讨论中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与王明一起回国的康生在发言中说，现在要内部团结。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也有一些同志从局部情况出发，认为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由于王明在报告中点了刘少奇的名，说他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所以，刘少奇“在会上受到了许多人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刘少奇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只得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解。刘少奇承认自己“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认为现在的政府、军队不改造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产生把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的思想。“同时由于大革命的痛苦教训，怕上国民党的当，因此，便强调独立自主。”
12月12日，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就“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检讨”，“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他同时又认为，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了许多成绩。
在这次会议上，“唯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不过，毛泽东对王明的一些观点虽然持不同意见，但由于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与当时的会议气氛，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只能作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
1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作了发言，重点讲战略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次政治局会议时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据李维汉回忆，“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03
会议出现“一边倒”的原因
与会的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曾这样说：“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多数与会者同彭德怀一样“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
原因之一，王明的特殊身份。张国焘回忆：“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彭德怀也说：“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
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并且是其领导成员之一，又有机会亲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他的这种身份，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绝无仅有。经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共的独立自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共产国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中共干部包括领导人的心目中，仍然有着很大的威望。所以，在“十二月会议”的讲话中，多数与会者认为王明的话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共产国际一定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
原因之二，王明确实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起过积极作用。1933年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有了向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转变的萌芽。
1935年6、7月，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成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一个标志性文件。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中共对国民党应当持何种态度，就需要有具体的方针政策。在这关键时刻，王明回国，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何况他还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原因之三，洛川会议关于红军作战原则分歧的影响。在洛川会议上，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与会者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并不一致。由于时间紧迫，八路军必须紧急出兵山西抗日前线，故而对于这个问题会议没有深入讨论，也没有形成共识。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针的批评，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鸣。
原因之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是新事物，如何对待，大多数人没有经验。上一次国共合作是十年前的事情，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才进入中央领导机关的。因此股票无息配资，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刚刚提出之时，党内有相当多的人对国共再次合作曾不理解。正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相当多的人又觉得王明的说法有道理，从而造成了毛泽东一时“孤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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